从案头工作到智能协作:FDE用AI优化诉讼律师的案件处理能力
诉讼律师需要在材料整理、法律检索、策略分析和文书准备之间处理大量非结构化信息。项目把 AI 嵌入案件处理环节,让系统承担信息整理与分析工作,同时保留律师对策略判断和客户沟通的责任。
- 企业名称
- 受访案例企业(按原访谈匿名)
- 所属行业
- 法律服务
- 应用场景
- 诉讼案件处理
- 技术路线
- AI 应用与业务流程集成
- 项目阶段
- 以原访谈披露范围为准
访谈资料整理:依据 Datawhale《FDE案例100》所收录访谈。案例叙述与成果均归属于原访谈,本站未进行独立项目审计。
原案例封面
为什么这个案例值得看?
诉讼律师需要在材料整理、法律检索、策略分析和文书准备之间处理大量非结构化信息。项目把 AI 嵌入案件处理环节,让系统承担信息整理与分析工作,同时保留律师对策略判断和客户沟通的责任。
这个案例的价值不只在于采用了某种模型,而在于把数据、规则、系统和人工责任连接成可执行的业务链路。落地过程围绕问题识别、方案选择、交付路径、业务结果和关键难点展开。
一、企业与业务场景
项目团队服务的对象是诉讼律师团队,主要处理商事合同纠纷、公司股权争议等复杂案件。
一个律师接到案件后,需要经历一个完整的长流程:理解客户需求、阅读大量案件材料、梳理事实关系、寻找法律依据、设计诉讼策略,最终形成各种法律文书。
表面上看,这是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。
但深入观察后FDE发现,律师每天有大量时间消耗在案头工作上。
首先,案件材料规模庞大且高度非结构化。
一个典型的商事诉讼案件可能包含合同、聊天记录、财务凭证、证据文件等数十种材料类型,总页数动辄上千页。
律师需要逐一阅读、标注、归类,仅材料整理就可能耗费3到5个工作日。
遇到涉及十几个当事人的复杂案件,光是梳理人物关系就需要两三天。
其次,法律语言的转化门槛高。
当事人的原始描述往往是日常口语,律师需要将其提炼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要件事实,再匹配相应的请求权基础。
这个转化过程完全依赖律师个人的法律功底,新人律师和资深律师的效率差距可达3到5倍。
第三,案件信息需要持续维护。
诉讼周期通常持续数月甚至一年以上,期间新的证据、争议点不断出现。
律师必须持续维护对案件的完整认知,每次重新进入案件都要花费大量时间恢复记忆,回顾之前的分析脉络。
FDE逐渐意识到,律师的产能瓶颈不在专业判断,而在信息处理的效率。
他们既是决策者,也是被案头工作困住的执行者。
想要提升律师的整体办案能力,不能只让AI回答一个孤立的法律问题,需要让AI进入律师完整的工作流程,成为持续协作的伙伴。
二、原有流程与核心问题
过去律师行业已经有一些工具。
法律数据库(如北大法宝、威科先行)可以查询法条和判例,文档管理系统帮助律师归档文件,也有一些早期的法律问答工具尝试辅助生成简单文本。
但这些工具解决的只是“查”和“生成”两个单点动作。
真实案件是持续变化的,律师需要反复回到同一个案件,补充分析、更新判断。
传统法律数据库的设计逻辑是一次性查询,这与律师的实际工作节奏完全脱节。
过去的标准工作方式是这样的:律师收到案件材料后,人工阅读和整理;把自然语言描述转换成法律专业语言;通过法律数据库寻找相关依据;结合自身经验形成判断;最后输出报告、诉讼材料或策略建议。
整个过程大量依赖律师个人的大脑和经验。
过去十年,律所也尝试过引入更多数字化工具,但落地效果普遍不理想。
原因有两个:第一,每个工具只解决一个单点问题,律师需要在五六个系统之间切换,案件上下文被割裂,无法形成连贯的工作流;第二,这些工具的使用门槛与律师自然的工作方式存在断层,律师需要学习特定的检索语法或操作逻辑,增加了额外负担。
最终,大部分工具沦为查法条的辅助手段,未能真正融入案件处理的完整流程。
传统方案的根本缺陷,是缺少一个能够同时理解技术和业务现场的角色,把律师真正需要的能力翻译成可落地的系统。
三、AI 解决方案与交付路径
第一步,是进入业务现场理解用户。
项目启动后,FDE没有直接设计功能,而是先进入了律师的真实工作环境。
项目团队对律所诉讼团队的观察是一直持续进行的,因为诉讼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,项目团队会从现场带回已经脱敏的各类资料回来研究。
另外也会跟合伙人律师进行深度访谈调研,这样的调研频率非常高,项目团队从调研中知道他们想要什么,想在哪些地方省时间,哪些地方即使省了时间他们也不放心。
这对项目团队的系统设计会很有指导意义,哪些留给人来决策,哪些让AI直接干好交付,都围绕着真实的需求进行。
项目团队从早上九点律师打开电脑开始,观察他们如何接收客户邮件、如何翻阅纸质案卷、如何在多个系统之间切换查找信息。
FDE旁听了他们的案件讨论会,记录了合伙人如何拆解一个看似简单的合同纠纷,他们讨论的焦点不只在于法条本身,更在于如何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判断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。
FDE可以和律师深入沟通,追问一个案件从开始到结束到底经历哪些步骤,每一步需要什么交付物,这些交付物最终给谁看,什么样的结果才是真正可用的。
这背后FDE一直把握一个原则:“交付价值”。
AI需要生成的是一个律师能够直接使用、能够交付给客户、法院或其他专业人员的结果。
第二步,是重新拆解案件流程。
项目团队没有改变律师原有工作方式,而是在原流程中寻找AI能够嵌入的位置。
以案件前期准备为例:以前律师需要人工通读上千页材料后手动整理案件概要,这一步AI可以辅助完成;以前律师需要人工将当事人的口语描述转换为法律语言再进行检索,这一步AI可以辅助完成;以前律师需要手动梳理证据关系、人物关系和法律关系,这一步AI也可以辅助梳理。
通过这样比较细致的梳理,最终项目团队形成了7个标准模块和高质量的法律思维,让重复但是高价值工作可以自动化跑起来。
第三步,是设计AI和人的协作方式。
在技术方案上,项目团队采用了大模型与专业系统分工协作的架构。
大模型负责自然语言理解、文本摘要和初步法律推理,它擅长从非结构化材料中提取关键信息,理解律师用自然语言表达的复杂需求。
专业系统负责案件知识图谱的管理、法律条文的结构化检索和判例的精确匹配,确保法律引用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。
两者通过统一的案件工作空间整合,律师感知到的是一体化的协作体验。
在项目团队的设计中,AI负责大量信息处理、分析整理和重复性工作,专业系统承载案件上下文和知识流程,律师负责最终判断、策略选择和专业责任。
项目团队希望达到的状态是,律师不需要学习复杂的AI技巧或提示词工程,他只需要用自己的专业语言表达需求。
比如说“基于这些案件材料,帮业务人员分析一下下一步诉讼策略”,“帮业务人员整理一份证据清单”,“帮业务人员形成一份给客户看的报告”,AI负责完成背后的工作。
第四步,是根据现场反馈持续调整。
项目团队最初设计的入口是一个智能对话框,律师登录后可以直接向AI提问。
但在现场观察了一段时间后,一个关键问题浮现:律师每次提问前,都需要向AI重新描述案件背景。
一个案件的信息量巨大,律师不可能在每次对话中都完整复述。
对话式交互实际上增加了律师的负担。
于是项目团队调整了设计:将产品入口从聊天窗口改为案件工作台。
律师先上传案件材料,系统自动构建案件知识图谱,AI在完整理解案件上下文的基础上再与律师交互。
律师不需要每次解释背景,只需要用专业语言提出具体需求。
这个调整让律师的使用门槛明显降低,也让他们更快接受了AI的介入。
四、项目结果与业务价值
AI带来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效率数据上。
有一个案件涉及14个被告,按照过去的方式,一个被告对应的请求权基础分析需要2到3小时,全部整理完成需要2到3天。
在AI辅助下,律师把案件材料交给系统,一个晚上就完成了原本需要几天的工作。
还有一个案例让FDE印象很深。
一位律师临时接到案件,距离开庭只有3天,但案件材料超过100万字。
如果完全依靠人工阅读,很可能到开庭前仍无法充分理解案件全貌。
通过AI辅助,他在一天内完成了案件整体梳理,包括人物关系、法律关系和案件脉络,并进一步制定了开庭策略。
材料整理效率相比纯人工方式提升了约70%。
但效率数据只是表层结果,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流程层面。
过去,律师大量时间消耗在执行工作上:阅读材料、整理信息、检索法条。
现在,AI帮助律师完成这些基础工作,让律师能够把精力投入到更高价值的部分:与客户深入沟通、判断案件方向、制定策略、做最终专业决策。
律师的角色从执行者向决策者转移。
长期来看,更深层的价值在于让专业能力变得可复制。
过去,一个优秀律师的个人经验很难复制给团队,不同律师的经验差异导致交付质量不稳定。
现在,通过AI系统,优秀律师的专业方法可以被工程化沉淀,让更多律师获得稳定的辅助能力。
这是FDE工作真正的意义,既提升了单个项目的效率,又让专业能力变得可复用、可规模化。
项目图示
原案例图示(PDF 第 29 页)
原案例图示(PDF 第 30 页)
原案例图示(PDF 第 33 页)
五、关键落地难点
第一个挑战,是隐性经验的结构化。
法律行业的难点超越了知识本身。
很多时候,关键在于律师如何思考:什么样的事实需要关注?
如何把普通人的描述转换成法律语言?
哪些法律依据真正匹配?
不同证据之间如何形成逻辑关系?
这些都是律师多年实践形成的隐性经验。
项目团队的做法是,投入大量时间和优秀律师一起工作,观察他们的思考过程,拆解他们做判断时的决策逻辑。
具体来说,项目团队梳理了律师在案件分析中常用的思维框架,比如请求权基础分析的三层四步法、证据链构建的逻辑规则,将这些框架转化为系统可以执行的流程节点。
这让AI能够按照律师的专业思考方式组织信息,超越了单纯的信息输出。
第二个挑战,是产品形态的定义。
很多AI产品的形态是一个聊天窗口,但这个形态对法律案件场景并不适用。
一个案件更像一个长期项目,需要持续承载大量材料、过程记录和变化中的信息,一次对话根本装不下。
前面提到项目团队把产品入口从对话框改成了案件工作台,背后有一个关键的设计原则:让用户先建案,再交互。
所有分析结果、策略建议、文书草稿都沉淀在案件空间里,形成可追溯的工作记录。
律师不需要每次重新解释背景,AI也不需要反复重建理解。
这个设计让AI从一次性工具变成了持续陪伴案件全过程的协作系统。
最后一个是用户习惯的转变。
最开始很多律师进入产品,会习惯性地找输入框,想问“业务人员要在哪里输入问题”。
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聊天式AI。
但实际使用后,他们发现:如果AI已经理解案件背景,自己不需要不断描述问题,效率反而更高。
项目团队的应对方式是,不强迫用户改变习惯,在用户第一次使用时就引导他先上传材料,让AI展示理解了案件背景之后能提供的价值。
当律师看到AI自动生成的案件概要、自动梳理的人物关系图时,他们自然理解了先建案件再交互的逻辑。
这个过程中,项目团队发现让用户亲眼看到价值,比任何解释都有效。
六、FDE 交付方法与企业启示
第一,从业务问题出发,用业务语言定义需求。
很多团队开始做AI时,会先问“企业有什么模型”“企业能调用什么能力”。
但真正应该问的是:“谁会使用它”“他为什么需要它”“他的真实工作流程是什么”。
不了解业务,就无法判断什么问题值得解决。
不了解技术,就无法找到合适的方法。
在这个项目中,如果项目团队一开始就从模型能力出发,可能会做出一个法律知识问答工具,但那只是解决了律师工作中极小的一环,不会真正改变律师的工作方式。
第二,进入现场,与行业专家共同定义问题。
FDE一定要进入现场。
不能通过想象理解用户,必须真正观察用户怎么工作。
项目团队与律师进行深度协同,观察他们工作状态的那段时间,会发现本来项目团队想象的,并不是真实被需要的。
更重要的是,要和行业专家一起工作,找到真正懂业务的人。
当自己不了解一个行业时,没有资格替行业定义问题。
这个项目中,优秀律师的思维框架是AI系统设计的核心输入,没有他们的深度参与,系统无法做到真正有用。
第三,关注落地细节胜过关注模型能力。
AI项目成功的关键,除了技术效果之外,还有更多维度。
用户是否愿意使用?
流程是否自然?
成本是否能够接受?
结果是否真正能够交付?
这些问题比模型能力本身更加重要。
FDE的价值在于连接业务、技术和用户,让AI真正进入企业流程并产生价值。
AI只是手段,改变工作方式才是目的。
项目经验表明FDE不能每接一个项目就重新定制一次。
真正有价值的FDE,需要在一次次业务落地过程中,把经验抽象成可复用的方法、模块和能力,让下一个项目更加高效。
这也是AI时代FDE能够规模化发展的关键。
七、可复用的交付资产
同类项目若要复制这条路径,可以优先沉淀以下交付物:
- 场景访谈记录与 As-Is/To-Be 流程图
- 业务对象、关键字段、角色责任和异常分支清单
- 知识地图、文档清洗规则、切片规范和高频问题测试集
- Agent 工作流定义、工具调用清单、提示词版本和任务评测集
- 系统集成图、字段映射、权限配置、失败重试与回写日志
- 覆盖普通、复杂和异常任务的验收样本与业务指标口径
- 人工审核、失败回退、上线巡检和持续迭代清单
来源与作者
Datawhale《FDE案例100》,受访者:程子洋(法索AI创始人);PDF 第 25-33 页,书内页码 24-32。本文为访谈资料的第三人称整理,不是本站新采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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